最心酸的《父亲》宣告“人”的时代终于来临

《父亲》

　　《生产队长》

　　《守粪农民》

　今天就是父亲节了，我们特意选择了两组关于父亲的绘画作品。任伯年的《羲之爱鹅图》描绘的是深沉的父爱，而35年前罗中立的《父亲》横空出世，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人的时代的到来。这些被载入美术史册的关于父亲的绘画，正是画家对于亲情与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深沉关怀。

　　1978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征稿消息让各地的年轻画家进入了激动而紧张的创作状态。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家而言，参加各级官方举办的展览，在展览上夺得奖项，是他们展现艺术才华并且获得社会认同的唯一方式。此时，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罗中立正憋着一股劲，想要借这次机会画一张“超过所有同学的非常写实的作品来给大家看看”，这种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普遍心态。

　　除夕夜的守粪老人

　　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重获学习机会的那批大学生，大多不是从校门到校门的普通学生。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有过上山下乡的艰苦经历。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长期受到压抑的知识分子独立性思考，令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以，当罗中立在一个雨雪交加的除夕夜里，看到公厕旁边一个忍饥挨饿的守粪农民的时候，他那种双手插在袖中靠在墙边扁担上的僵硬姿态、那种呆滞麻木的神态与周围人家团聚的喜悦气氛间的巨大反差，瞬间震动了画家的心灵。夜渐深，除夕的欢闹渐息，罗中立仍然难以平复内心的复杂感受，“只见昏灯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盯着粪池，如同被迫到一个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眼前的这一幕让罗中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为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去喊叫。这些一生勤恳的农民，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的贫苦，在同情、怜悯、感慨中，罗中立记录下了最初的《守粪农民》。

　　然而，这幅《守粪农民》虽然记录了起初引起罗中立心灵震动的一幕，却并不能让他满意，一目了然的情节性表现还没能摆脱他之前画文学插图的套路，而他最初的那些强烈的感受在直白的叙事中也变得单薄。此时的罗中立需要的是一次自我突破，他要回到那个最初让他对农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965年，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读二年级的罗中立来到了离家二百多里的大巴山双城村插队，住进了邓开选老人家里。当邓开选看到年纪轻轻的罗中立时常因为自己的“白专”帽子而心事重重时，老人说：“我是农民，我的本分就是种地;你是学画的娃，你的本分就该好好画画。”这番再朴实不过的话，像父辈粗糙有力的双手一般，给罗中立彷徨的心灵带来了深沉的慰藉。

　　回到农村寻找“父亲”

　　回到大巴山的日子，罗中立想要表现的情感变得更加复杂，从《守粪农民》到《粒粒皆辛苦》，再到《生产队长》，罗中立既同情怜悯那些老实贫穷的农民，也感激他们在动乱年代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国家，那种饱经生活风雨后坚守做人本分的态度，更是让他对养育自己的父辈产生了深沉的爱与敬意。

　　这种情感内涵和视觉追求，推动了罗中立逐渐把心目中的农民形象，从《守粪农民》的情节环境中不断放大，凸显为一个近距离俯身捡拾粮食的身影。然而，罗中立对于这个几乎撑满画面的农民形象仍不满意，在接下来以邓开选老人为原型的《生产队长》中，他干脆只留下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庞，让这饱经沧桑的面容赫然矗立在观众面前。这幅《生产队长》的画稿，罗中立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江山保卫者》，他想传达的是：这些贫苦的农民在养活了我们的同时还保卫了这个国家。从这一稿的视觉效果来看，它已经很接近于罗中立最终创作完成的《我的父亲》，但占据整个画面的面孔所对应的内涵似乎还是狭窄，距离那种能够令每一个观众动容的典型农民形象仍有距离。

　　和领袖像一样大的父亲

　　最终，罗中立去掉了旧军帽和军用水壶，将形象还原成了最普通的农民。象征着丰收的金色背景与撑满画面的褐色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活的艰辛贫苦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密布辙痕般的皱纹，干裂的嘴唇和渗出的汗珠似乎暗示了他刚从烈日下的田间劳作中得以喘息，树皮般粗糙笨拙的双手正将盛在粗瓷碗中的酽茶送到嘴边。

　　当罗中立最终把这一稿定名为《我的父亲》的时候，他觉得所有那些他感受到的情感：同情、怜悯、感激、尊重，还有他对于生养自己的父辈深沉的爱，这些都糅合进了眼前这副面孔中。此时，罗中立想要画一个在视觉上比较强悍的作品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把这个农民的面孔画得跟领袖像一样大。选择在一个两米多高的画布上描画一个普通人的巨大头像，当时受到美国照相写实主义影响的罗中立只是觉得，只有把尺寸放大，才能画出毛孔和汗珠，才能让看画的人感觉到肌肉的颤抖。出乎意料的是，在那个刚刚走出革命狂热的年代，罗中立这幅跟领袖像一样大尺寸的农民头像立刻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远超艺术审美范畴，人们认为：它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人的时代的到来。

　　罗中立的“父亲”形象如此艰辛贫苦，完全是当时中国社会农民的真实写照。当很多人在罗中立的画室中看到这幅作品时，都善意地提醒他最好不要把这幅作品送去参展，因为在“文革”思维的惯性下，这样一幅将中国社会现实的贫苦展现给人们的作品，不啻于直接质疑现行的社会主义政策。罗中立听从了美协一位领导的建议，在“父亲”的耳朵上加了一支圆珠笔，以此区别于没有文化的旧社会农民，使这幅作品最终取得了参加全国青年美展的机会。

　　人性光辉穿透了历史

　　当全国青年美展的评委吴冠中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中看到《我的父亲》时，他分明从这幅巨型头像中看到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父亲缩影，于是这幅作品有了一个更为凝练有力的题目——《父亲》。那一年的全国青年美展因为评委间意见分歧而将评奖的权力交给了观众，罗中立的《父亲》以八百多票被选为金奖，比第二名多出七百票。

　　当时很多观众在这幅画前沉思良久，也有很多观众当场落泪，这不仅因为一个被放大到与领袖画像同样尺寸的普通农民面容在画家悲悯的观照下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更因为这张面容展现出一代人的父辈在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中经历的风雨磨难和他们身上本分淳朴的品质。

　　从八十年代《父亲》第一次亮相，它不断被人们言说和解读，时过境迁，它的每次展出仍能引起不小的轰动。《父亲》在八十年代初期的轰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它对农民的深情观照，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动乱后深刻反思疲弊残破现实的思想潮流相契合。但是，《父亲》的魅力不止于它的历史意义，它可以说是新中国以来实践现实主义理念过程中诞生的最为感人的作品，更是在经历了政治对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长期干扰和扭曲后，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本质的成功创作。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不多的引发社会轰动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罗中立的《父亲》把“文革”中受到否定和践踏的人文关怀，重新注入现实主义艺术追求中。画家以独立的思考去表达他们对于现实人生和生命个体的尊重，《父亲》与同时期“伤痕”美术、乡土现实主义的诸多经典之作，由此获得了穿透历史的力量，今天站在它们面前的观者，仍能被其人性的光辉深深感动。

作者：丛涛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