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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也许我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是在下榻的房间里采访,大卫·霍克尼没有戴他著名的鸭舌帽,从门后探出半个身子。

  对这位老先生有太多奇奇怪怪的描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最出名的英国在世画家、英国《卫报》笔下的“全天候时尚偶像”、被媒体追逐的同性生活绘画者、艺术史上的嘻哈之士,及获得英女王颁发的“功绩勋章”的两名画家之一——另一位是已经去世的伟大的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en Freud)。

给大卫·霍克尼画肖像的弗洛伊德

  总之,一个在全世界都有狂热“粉丝”的明星艺术家,如果可以为他寻找一个对照,大概就是安迪·沃霍尔,他们至少在外观上都是艺术和时尚、波希米亚和波普主义的精心混搭。不同的是,在霍克尼身上,还深刻英国旧式绅士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印记。

  4月18日在佩斯北京画廊开幕的展览“春至”,全部是78岁的霍克尼用iPad所作的绘画,记录东约克郡从冬至夏的风景。这个展览曾于2012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示。那些色彩用鲜艳这样的词语已经无法讲述,那是他“看”到的和他人不同的一个世界。

“春至”展览现场
“春至”展览现场

  霍克尼的想象总是和他同样强悍的自信搭档,经他描述就成了魔幻现实。比如,他相信凡·高如果生活在当代,一定会像他一样,用iPhone画素描,然后在每个早晨,将画作发送到弟弟提奥的收件箱里。他在5年前第一次拿到一个iPad,立刻发短信告诉盖福特,在iPad上作画是比用iPhone大多了的乐子,“凡·高会喜欢这个的,他还会用它写信”。继而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盖福特,如果有了iPad,毕加索也会喜欢得发疯。

  他当然要和我们讲述中国,他1981年的《中国日记》之行,以及1986年如何与一幅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画相遇。

  1986年,他在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馆看到《乾隆南巡图》时50岁,中国传统中是“知天命”的年纪。一年后,他和菲利普·哈斯(Philip Haas)合作拍摄了影片《与中国皇帝的大运河一日游,或曰表面即错觉而深度亦然》,他撰稿、导演,并出演了那个讲述者的角色。作为对《乾隆南巡图》的参照,霍克尼在影片中谈到了意大利18世纪画家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画作:《从西南眺望圣马可广场》。仍然是他在各种场合反复阐述的观点:“有人说意大利的绘画是从一个窗子向外看,但我要问:你在哪儿?你在屋子里面。中国风景画的视角要大得多,你可以走出去,在其中穿行,对我来说这是更好的想法。窗户是摄影,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打破窗户了,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78岁的白发霍克尼打开他的iPad,播放出旧片,邀请我们盯着视频里那个48岁的金发霍克尼,专心看了五六分钟。

专访中的大卫·霍克尼

  我把毕加索放在第一位

  三联生活周刊:我采访过一些和你年纪相仿的有名艺术家,他们讨厌像大众一样被技术控制,比如会强调自己用胶片而不是数码,或者不上网不发短信。你却很不一样,用iPad画画,短信发得像年轻人一样顺溜。

  大卫·霍克尼: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用新技术,在美国或在英国,一个78岁的人不会喜欢这些。但是所有艺术家其实都在用技术,就像我说的,毛笔、纸张、铅笔都是技术,而iPhone不过是一种更新的技术。我对所有能做出图像的技术都感兴趣:照相机、传真机、iPad……任何东西。

大卫·霍克尼iPad画作:《春至沃德盖特树林,2011年1月8日绘于东约克郡》,纸上印刷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什么新事物是你抗拒的?

  大卫·霍克尼:我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东西。确实,会对某些技术没那么好奇,因为我喜欢的只是能做出图像的技术。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我对摄影感兴趣,有些艺术家不喜欢,但我认为应该懂得摄影术。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摄影发表过很多“不好的”看法。有没有摄影家朋友与你争论?你也认识大师卡蒂埃-布列松,他说过什么?

  大卫·霍克尼:布列松所处的时代是摄影的时代:上世纪20年代以后相机变小,光被发现,照相不需要三脚架了,可以在大街上拍了。1975年左右他基本结束摄影生涯,也就是那个时候计算机进入生活,改变了很多领域。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布列松,因为我们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式理解摄影。

  布列松只拍摄而从不剪裁照片,他也不赞成剪裁,但如今几乎每个人都会剪裁甚至“操纵”照片——我想指出,“操纵”是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就有的。基于化学工艺的摄影时代持续了大约170年,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处于新时代了。我说过,洛杉矶时期(指他自己住在洛杉矶的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会因为一个摄影师把两张照片拼接到一起而开除他,但我认为现在不会了。一张照片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但它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表示怀疑。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昨晚(我在中央美院讲座时)人山人海,都在拍照,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每个人都在改变摄影,摄影也需要这种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坚持绘画这点上,你又好像很念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艺术界大有抛弃绘画的潮流,装置和行为才是人们追逐的先锋艺术。那种气氛对你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你也因此有过困惑?

  大卫·霍克尼:没有。我只对图片(picture)感兴趣。我认为真正有力量的是图像(image),而不是装置和行为。行为是现在时的,剧院是现在时的,但图像不一定是。

  时间是巨大的谜。我现在意识到我会走向死亡。我年轻的时候认为一切永恒,所以才会吸烟。但当我到了78岁,我意识到自己将会在某个时候离开人世,因此我努力多干活。艺术家老了之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待在工作室里,每个艺术家都这样,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我比20年前工作得更努力,画得更多。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问过你,如果邀请5人共进晚餐会有谁,你当时将毕加索放在了戈雅、伦勃朗、米开朗琪罗和歌德之前。为什么?

  大卫·霍克尼:我认为毕加索是非常独特的艺术家,独一无二,无与伦比。他留下的作品数量巨大,非常巨大,他所达到的成就直至现在人们也还在不断发现中。去年10月我去纽约,看了1200幅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作。我还看了大都会博物馆关于毕加索和立体派的展览,包括胡安·格里斯(Juan Gris)、乔治·布拉克(George Braque)、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eger)等等。是的,如果让我排,我把毕加索放在第一位。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有一种评价——大概你也听说过——认为毕加索被20世纪艺术史“严重地神话了”。

  大卫·霍克尼:我从不认为他被高估了。也许有人这样看,但我不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拜访过他吗?1973至1975年,你曾在巴黎寓居过。

  大卫·霍克尼:毕加索是1973年去世的,我那时确实住在巴黎,但他已经非常老了。我记得他去世那天,我正打算去见让·雷诺阿——画家雷诺阿的儿子、电影导演。我在开车去他那儿的路上,从广播里听到毕加索死了。我把消息告诉让,他说:“死亡是一件多么不毕加索的事情啊!”

  三联生活周刊:杜尚呢,你怎么看他?

  大卫·霍克尼:杜尚本身是个有趣的艺术家,但我不确定那些追随他的人也是。我指出过,杜尚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是关于一个裸女在楼梯上的运动的图像,而毕加索结构画面的方式却是眼睛的运动,是关于你的移动、我的移动、视觉的移动。这有很大不同。就好比抽象艺术,我觉得中国人不再需要什么抽象艺术,因为你们早就有了,“文人石”就是一种抽象。对欧洲来说,抽象艺术的发生可能是因为摄影。许多人认为摄影是终极真实,我不同意,我是少数几个不同意的人之一。我已经创作了一些新的观看角度并证明可行。我认为压根儿就不存在“终极真实”这种概念。

  立体主义其实就是我们面前的东西,比如这张咖啡桌。摄影存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我”在哪里,当做出一个扭转时,你就更清楚自己的位置了。所以“透视”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在过去100年里还没有被充分讨论。上一回大讨论是1907年对立体主义,现在这个话题因为摄影的缘故被排斥了,但立体主义确是一种“透视”的技术。

 

  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太多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盖福特(Matin Gayford,《更大的信息:大卫·霍克尼谈艺录》作者)说,长时间的观看是你人生和艺术的两大乐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观者?热情的、挑剔的,或者有更确切的描述?

  大卫·霍克尼: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世界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但我确实仔细审视过自己是如何观看的,这对我很重要。我正在读劳拉·J-斯奈德的这本书:《观者眼中的风景》(Eye of the beholder),她讲到观看视角的再发现。我觉得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太多东西,他们只关心前面有没有障碍,确保自己可以正常行走。我不认为他们是在仔细观看。

  我确实是个喜欢“看”的人,看任何东西都感到兴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坐公交车我会爬到二层,跑到车厢最前排,就为了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二层总是烟雾缭绕的,可我不在乎。现在我很聋了,但没关系,能看就可以。我也不听音乐了,因为听不清了,音乐从我生活中消失了。但没关系,我脑子里有好多音乐。我还可以

  画,绘画总是有价值的。

  2009年,大卫·霍克尼将巨幅风景画作《沃特附近较大的树》捐赠给英国泰特美术馆。图为艺术家在他自己的作品前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常去博物馆吗?

  大卫·霍克尼:是的。在纽约的话我会去大都会,也有其他很多博物馆,常去。我喜欢看各种图画。待在洛杉矶的时候,我除了看展览就不怎么出门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来北京,你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人说,30年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乾隆南巡图》是你“一生中最兴奋的一天”。这话听起来有点戏剧性。这件画作对你真的这么重要吗?

  大卫·霍克尼: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看方式、不同的绘画方式。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整个卷轴展开有72英寸,我用了3个多小时观画。里面所有人物都是非常微小的个体,居然其中还有肖像,对我来说真是极精彩的体验。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曾在电视上全天播放,但它并没有带你走进小街小巷,而从这个卷轴上你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小店铺,卖帽子的、卖饺子的……我在想,有什么作品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呢?我没找到。至少有3000个人物在里面,当然我没有一个个去数,但它是巨作无疑。

  三联生活周刊:在昨天的讲座中,你还谈到中国绘画没有阴影,原因是中国有瓷器但没有玻璃,所以没有“光学器材”。

  大卫·霍克尼: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包括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戈(Neil MacGregor)。

  我告诉他的时候,他说:“天啊,是真的!”中国、日本、印度的绘画里都没有阴影。为什么阴影只存在于欧洲绘画中?因为投射——通过光学器材你可以看到影

  子,也可以忽略它。说有个耶稣会士到中国给皇太后画像,太后看了之后说:“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左脸的颜色跟右脸是一样的。”太后不理解为什么她的脸被画

  得不一样,其实是阴影效果。在16~17世纪的欧洲绘画中阴影普遍存在,我现在知道了,那是来自光学投射。

霍克尼1966年的画作《比弗利山庄的主妇》曾创下“二战”后艺术品拍卖纪录

  我一直尽力在爱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en Freud,已故英国著名画家)是老友,但打扮很不一样。他不太注意穿戴,而你总是穿着很得体。

  大卫·霍克尼:高傲的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他给我画像的时候速度很慢,因为他喜欢边画边聊八卦——都是一些熟人的小八卦,很搞笑,我会不断被他逗乐。而我给人画像的时候从不说话,所以我为他坐了120个小时,他只需要为我坐3个小时。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画过很多自画像,还会继续吗?在你看来,大画家为什么都爱给自己画像?

  大卫·霍克尼:我会继续的。我常给自己画像,是因为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人在端详自己的时候,通常是笑不起来的。当我盯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我看见的,和你们看见的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到现在的年纪,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大卫·霍克尼:我没有孩子,这多少有一点遗憾。但我不怎么回看过去,我活在当下,所以也没什么太遗憾的事。我接纳自我,也创作了很多东西,并将留存于世。我算不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没有达到毕加索的高度,但我一直在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害怕过什么吗?

  大卫·霍克尼:我觉得,人怕的就是缺失爱,对吧?我一直尽力在爱。我爱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我活在一个还不错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有过很多战争,我生在1937年,“二战”快要开始,但那时我还小。而我母亲经历了整个世纪,1900~1999年,活了99岁,她的前半生很艰难,后半生要轻松一些。我后来离开了欧洲,远离战争专心创作。

(来源:中国艺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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